“所以要疗救，就只能靠我，只能靠你们，一起努力。我不管是儒学的道统也好，还是净土宗的弥勒，或禅宗的明灯都好，我只希望火种能一代代被贤能传承下去，打破韩退之你所说的大小循环，不用等待什么大恶和大贤大圣，而是人人都能为圣贤，为的不是争这个世，而是为了救这个世，让它能前进，向着光明前进。”这时高岳才转过身来，背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，对两位沉思着的人说到。
“这，该如何救？”
“本道想真正增殖百姓的财富，此其一。
本道希望国家和百姓间，除去元额和常赋外，有更多的取予的途径，此其二。
本道希望普天之下，在钱的方面，能定于一，将来钱和国能完全对等起来（天朝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主权货币），然后人们可以凭借‘国钱’，自由地互相转通货殖，并且能用这国钱，将九州之外的土地紧密地结合在华夏的羽翼之下，此其三。
本道想让官吏和百姓，不要光顾着看德，也要看到利，兴元的织机意义便在于此，在道德规范下的逐利并不可耻，此其四。”
韩愈着实有些被吓到，他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副生动的画面，他理想的“人生有常理，男女各有伦，寒衣及饥食，在纺绩耕耘”，即男耕女织、封闭自然的乡村，在高岳的这番话语下彻底坍塌了：村落原本淳朴的百姓，看到雪般的白金（银子），提着黄亮亮的铜钱，明白这带着魔力的金属能换来一切东西，都发了疯似的，他们扔下了农具，抛下农田和桑树，背井离乡，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山路或水乡间，哪里能得到银钱，就前去那里，‘家门’解体了，‘乡党’崩溃了，无论是商贾还是农人，还是工匠，在外或家里都带着秤盘或算珠，锱铢必较，测量着钱币的重度厚度，国家的血液再也不是圣贤们的训诫，而是白色的银，或者金、铜——这种情景，比韩愈先前设想的“兴元革命”景象还要刺激，还要让人惊骇。
此刻韩愈抱起脑袋，对高岳说：“如此来，一乡之间一村之内，东户无钱则贫，西户有钱则贵，上下竞相构利，无不逐金银，道德可就完全坍塌了......”
可柳宗元却似乎懂了些，“兴元织机相传一日之功，可抵五人，乃至十人。那也即是说，而是于津要处设集镇监司，如有五十张织机，即相当二百五十人之功，然则一人一机足矣，那么二百人的功用便冗余下来，省功的话，棉布或丝帛之价必然会降低，那么很快全天下既能遍有布帛。”
“可人功的酬直也要下降四五倍！”韩愈愤然纠正说，他认为柳宗元只是看到了好的方面而已。
高岳说：“退之只见其一，不见其他。既然发明机巧，可以让酬直下落，那么商贾坊主很快就会趋之若鹜，以求减省本钱。至于冗余下来的人功，便能用于其他方向，比如可烧瓷，可搬输，可做其他任何事，既然财富都是人所创造的，如是财富才能真正得到扩张增殖，财富愈多，商户、廓坊户愈多，朝廷、官府可以抽取的税钱就越多，且不用增加元额，也无需在国家有事（比如战争）时过分横征暴敛，因为这两种人户交纳的两税，全是现钱。”
“既然税钱多了，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钱来转通。这也就是卫国公所言的，不但要铸更多的钱来，且光是铜钱，也不甚得力了。”柳宗元很敏锐地举一反三，“那样金银就必须得加入进来。”
高岳颔首，“农人、匠人数日劳作所得，非常寡微，以铜钱结算就可以。然想要商贸扩大，征赋便利，非金银不可。”接着他说到：“比如白金，往日都铸成铤、锭，全无体统，本道准备雇佣波斯大食的工匠，能将白金铸造成钱，定于一，为国币（韩愈惊恐地想，凭什么你铸造的就是国币）。”
在天朝的语境内，钱专指铜钱，因为天朝几乎从来不曾把金和银铸造为钱币。故而在后来和西方的贸易里，与西方铸造精美、成色稳定的金银币一比较起来，天朝的银因无固定款式、成色混乱粗糙，便吃了极大的亏（比如清政府历次赔款，条约里写的是多少两白银，可最终列强不认可清政府的银，所以还得折换成如墨西哥银元赔付，在此过程里又被宰了一刀。）
此刻韩愈产生了新的疑问，“只知江南西道信州等数地有白金出产，西北又有陇西秦州有产，最近又听闻卫国公在军衙里说过，福建五州也产白金。故而卫国公若只在淮南一地行白金为钱币，应当足够，可要推广其为国币，我恐山川所产，不足以转通天下所需。”
这时高岳很平淡地告诉韩愈和柳宗元：“退之说得没错，陇西、安西、江西和福建诸地所产白金，是完全不够的（天朝自古以来就极度缺乏贵重金属），但还有个途径能得到白金——南诏、婆罗洲，还有海东的日本，都有这种东西，只要我们把它们给引入进来，不但可供本国转通，还可牢牢控制住这些国度，若它们不驯服，便使用武力去争夺。”
韩愈大惊失色，卫国公的意思是？可能要为了白金，对这些国家施行商贸，甚至，甚至是战争......
驱赶军队发起战争，只是为了得到白金，附带着还会掠夺人力，这，这，这完全不符合历朝历代的道统！
对此柳宗元也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他那时在过堂拜谒高岳时，曾大谈讨伐和侵攻间的区别，可没想到马上我唐也要开始为了金银，去侵攻别的国度了吗？
韩愈在《兴元革命论》里，曾经预想的情况，怕是不久后就要成真了！
一个甲子六十年，所谓的历史循环，这是韩愈自己能力所能预料到的极限，然而高岳，他面前的卫国公，根本没有被六十年这个数字所拘束。
就在这时，恰好一阵号子声响起，高岳指向广陵其下的江面，韩愈和柳宗元上前来观，他们才了解到高岳的行为，是绝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的：
两艘各有八千斛的新大海船，船帆扬起，若大鹏鸟的垂天之云，正怒而从风，劈波斩浪地向着更东面的海洋而去。其旁侧还跟着不少小一圈的异国海船，起起伏伏。